享譽中國的馬可波羅

說起馬可波羅，可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記得我給學(xué)生上課時，曾用PPT展示現(xiàn)代中文版的世界地圖，告訴他們，最初把世界地圖畫成這樣的，是個意大利人。不少同學(xué)首先想到的就是馬可波羅（其實是利瑪竇啦）。

馬可波羅在今天中國的知名度還可以用瓷磚和面包來說明。就是馬可波羅瓷磚和馬哥孛羅面包（雖然翻譯不同，但招牌上的英文：marco polo，正經(jīng)是人馬大爺大名的正字法拼寫）。馬可波羅和李寧、靳羽西一樣，是用人名做商標的國產(chǎn)品牌。可見他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影響力了（不信你換個托馬斯·阿奎那試試）。

除了瓷磚和面包，CBA還有一支名為深圳馬可波羅的球隊。馬可波羅估計怎么也想不到，他死后幾百年還能為中國人民賺錢，可算是鞠躬盡瘁，死而不已了。

馬可波羅在中國之所以有名，不僅因為他曾在中國生活了17年，還因為他回到歐洲后口述了一本《馬可波羅行紀》，替中國人揚我國威。在那之后很久歐洲人以為中國是人間天堂，遍地黃金。此書是16世紀耶穌會士東來之前，歐洲人了解中國的必讀書目。哥倫布在他發(fā)現(xiàn)美洲的航程中，就隨身帶著一本寫滿了批注的《馬可波羅行紀》。

馬可波羅是牛皮大王？

然而，就是這本《馬可波羅行紀》，在問世之初，其真實性就遭到過懷疑。只因馬可在敘述他的東方故事時，經(jīng)常出現(xiàn)“百萬”這個口頭禪：城市里百萬的人口，百萬的房舍，百萬的馬匹等等。于是當(dāng)時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百萬先生”，顯然是在諷刺他的話言過其實，夸張?zhí)摳　?/p>

如果“百萬先生”還只是對馬可波羅表達方式的不屑和狐疑的街談巷議的話，那么，到了1960年代，對馬可波羅故事真實性的質(zhì)疑就進入了嚴肅的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德國著名的蒙古史學(xué)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他的一篇論文《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6. 1966. Hong Kong, pp. 49-72）中，討論了馬可波羅游歷中國的真實性問題。他猜想馬可波羅很可能沒到過中國，他書中關(guān)于中國的描寫或許是從當(dāng)日流行于穆斯林世界的某本旅行手冊中抄來的。

傅海波的論文如同拔掉了一個塞子，此后關(guān)于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的懷疑逐漸噴涌出來。差不多30年后，這些懷疑的論點由另一位也可算是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英國女士集大成地反映在1995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即大英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吳芳思（Frances Wood）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此書1997年被譯成漢文，在中國出版。

吳芳思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1997年被譯成中文，由新華出版社出版。

吳芳思此書一出，立刻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元史名宿，對論證馬可波羅來華史事曾做出突出貢獻的楊志玖先生連續(xù)撰文批駁她的觀點。楊先生的文章此后集結(jié)成書：《馬可波羅在中國》，于1999年出版。

楊志玖：《馬可波羅在中國》，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

“疑馬派”的四大理由

第一大理由：文獻無征

馬可波羅的事跡除了他本人的書之外，在元代的漢文、蒙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任何文字史料文獻中都沒有記載。

第二大理由：有悖史實

馬可波羅所述的情節(jié)中，有些明顯與史實不符。比如他說自己參加了元軍攻打南宋襄陽城之役，并為蒙古軍隊制造了攻城用的回回砲。然而襄陽之戰(zhàn)在馬可波羅來華之前早已結(jié)束。至于回回砲的真正制造者則是來自波斯的亦思馬因和阿老瓦丁。

二人造砲破城之事載于《元史》，彰彰甚明：

亦思馬因，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fā)，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

壓根兒沒馬可波羅什么事。

回回砲（又名襄陽砲），其實是一種巨型投石機（所以其字從“石”不從“火”），拋射巨大的石彈（見右上圖）。看過《圣女貞德》（米拉·喬沃維奇版）之類的中世紀歐洲戰(zhàn)爭電影，或者玩過《帝國時代2》的人對此一定不會陌生。

第三大理由：漏載之疑

馬可波羅宣稱自己在中國生活了17年，但他的游記里居然沒提到很多在古代乃至現(xiàn)代中國都可稱得上是中國特色的事物，比如：漢字、長城、茶、筷子，呃……還有女人的小腳。

第四大理由：版本問題

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版本的《馬可波羅行紀》不但篇幅龐大，而且彼此之間在內(nèi)容上也有不小的差異。說明該書在流傳過程中，不同的傳抄者不斷地根據(jù)自己的理解改寫，并往里面添加自己的私貨。很多今天被我們用來證明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細節(jié)可能在最原始的版本里面是不存在的。

那么《馬可波羅行紀》的原始版本里到底寫了些什么呢？可惜這個原始版本就像曹雪芹寫的《紅樓夢》八十回以后的內(nèi)容一樣，失傳了。

“挺馬派”的辯解

關(guān)于文獻無征的問題。曾為《馬可波羅行紀》做注的英國學(xué)者亨利·裕兒引用德國著名科學(xué)家洪堡（Humboldt）的話說：“在西班牙巴塞羅納市的檔案里沒有哥倫布勝利進入該城的記載，在馬可波羅書中沒有提及中國的長城；在葡萄牙的檔案里沒有阿美利加奉皇命航行海外的記載，而這三者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轉(zhuǎn)引自楊志玖：《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的回答》，《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文獻沒有記載，并不能證明這個人物不存在，或者這件事沒發(fā)生過。我們今天也不知道究竟是誰發(fā)明了火藥，但不代表發(fā)明火藥的人不存在。

至于馬可波羅的故事中那些夸大失實的地方，要么是他記憶有誤，要么是他自我吹噓。這兩個問題，我們每個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吧。尤其是馬可波羅講他的故事時正在熱那亞吃牢飯。人倒霉的時候，回憶自己以前的好日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添油加醋，也是情有可原。

“疑馬派”的第三大理由也好解釋。他們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元朝皇帝大多連漢語都說不利索。因此，元初上層社會最重要的交際語言不是漢語。有證據(jù)表明馬可波羅當(dāng)年在中國接觸最多的既不是漢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被稱為“色目人”的來自中亞的移民。

河北正定在元朝稱為“真定”，蒙古語將這座城市稱作Chaghan Baliq，意為“白城子”。但馬可波羅書中則稱作：Aq Balaghasun，即突厥語的“白城子”。再如，馬可波羅稱云南的一些土著為zar dandan，意為“金色的牙齒”，顯然就是指自唐至明被稱作“金齒”的傣族先民。而zar dandan則是一個波斯語詞匯（參姚大力師：《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收于氏著《讀史的智慧》，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0，頁99）。像馬可波羅這樣成天和蒙古人、色目人混在一起，對漢字以及漢文化中的一些特色不敏感也就不奇怪了。

以前在微信上看過一篇文章說，為什么老外喜歡在身上紋漢字，是因為對他們來說漢字更像一種圖形而不是文字。也許馬可波羅看到漢字也是這么想的。

今天來中國旅游的外國人都會被巍峨雄壯、綿延萬里的長城驚到。但這是明朝才建起來的。此前的長城多是用黃土層層夯筑而成。馬可波羅到中國時，最多只能看到一些形似土堆的前代長城遺址，會震驚莫名那才有鬼呢。

秦長城遺址。如果我們穿越回13世紀，看到這樣的東西，恐怕也想不到這就是當(dāng)年孟姜女哭倒的長城吧。

至于茶葉，在今天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但元代蒙古人還未普遍養(yǎng)成飲茶的習(xí)慣（這點黃時鑒教授《關(guān)于茶在北亞和西域的早期傳播：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一文有精密細致的考論）。考慮到上文提到馬可波羅在中國的社交圈子，飲茶一事還不足以引起他的關(guān)注。

纏足之事也一樣，吳芳思書中說纏足在宋代的上層婦女中流行，但蒙古人和后來統(tǒng)治中國的滿族人從未接受這一習(xí)俗（吳芳思前揭書，頁96-97）。因此，馬可波羅日常接觸的婦女可能都是不纏足的。而馬可波羅沒提到這種必定會令外來人深感怪異的習(xí)俗，或許反過來可以證明當(dāng)時纏足的風(fēng)氣尚未普及（姚大力前揭文，頁99）。

最后的版本問題，即使我們今天看到的《馬可波羅行紀》較之原始版本的內(nèi)容有所增加，那么它們?nèi)詰?yīng)是輾轉(zhuǎn)源自蒙元時代游歷過中國的那些不知名的外國旅行家們（同上，頁100）。關(guān)于此點的意義，容后再述。

“挺馬派”的鐵證

馬可波羅書中對很多中國事物的細節(jié)描述得極其具體、準確。這不是靠口耳傳聞，或是翻幾本旅行手冊可以做到的。

最鐵的證據(jù)大概可算是楊志玖先生發(fā)表于抗戰(zhàn)時期的《關(guān)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文史雜志》第1卷第12期，重慶，1941年12月）一文中提出的。楊先生在《永樂大典》所引元朝《經(jīng)世大典·站赤》中找到護送元朝的闊闊真公主遠嫁伊利汗國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魯?、阿必失呵、火者。

此事在馬可波羅書中也有記載，馬可正是借公主出嫁之機，坐順風(fēng)船回國的。

在他的書中，護送公主的三位使臣的名字是：Oulatai、Apuscah、Coja。

兩份使者名單的發(fā)音完全可以對應(yīng)。毫無疑問，這是兩種互相獨立的史料對同一件事、同一批人的的記載。

還可補充的一點是，馬可波羅說三位使者最后只有火者（Coja）活著。而拉施特的《史集》記載護送闊闊真公主前來完婚的使者時，也只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參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務(wù)印書館，1986，頁261-162）。

如果不是親歷其事，馬可波羅怎么可能知道那三個使臣的名字，還言之鑿鑿地說其中兩人死于旅途之中？

推測不能推翻成說，更不能立說

當(dāng)然“疑馬派”會說，這是《馬可波羅行紀》在傳抄的過程中添加進去的內(nèi)容。但問題是，波斯語史料《史集》中只提到了火者一人的名字。而在馬可波羅之后來華的歐洲人居然會去讀《經(jīng)世大典》，并將其中的內(nèi)容抄進馬可波羅的書里，這種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吧。要證明這一點，需要確鑿的證據(jù)。

最初質(zhì)疑馬可波羅中國之行的傅海波也說：“在沒有舉出確鑿證據(jù)證明波羅的書（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關(guān)中國的幾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許是波斯的資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詞匯）以前，我們只好作善意解釋，假定（姑且認為）他還是到過中國。”

盡管“疑馬派”推測馬可波羅關(guān)于中國的種種精確描述是來自某本旅行手冊。但他們迄今未能找到馬可波羅據(jù)以“創(chuàng)作”自己故事的那本旅行手冊。

與此恰可成為對照的，是1997年英國學(xué)者大衛(wèi)·賽爾本宣稱他發(fā)現(xiàn)了一部比馬可波羅更早來到中國的猶太人雅各的游記的手稿。賽爾本將之翻譯成英文并命名為《光明之城》（1999年，該書中譯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書經(jīng)專家鑒定是一本偽書。其中一條證據(jù)就是書中雅各對中國城市里的長老會議發(fā)表的一段演講，居然和賽爾本自己的書《責(zé)任原理》中的內(nèi)容一樣。

對此，賽爾本解釋說，是他參考了雅各的“思想材料”。但他在1994年出版的《責(zé)任與原理》中對雅各只字未提（詳情可參吳芳思著，姚大力譯：《<光明之城>訂疑錄》,收入姚大力前揭書，頁116-117）。

偽書《光明之城》。讀者諸君如果在舊書攤上看到，“呵呵”而過可矣。

對于重舉證的歷史學(xué)研究來說，推測是不能立說，更不能以此推翻成說的。你說他抄，得像證明《光明之城》是偽書那樣，指出他抄的是哪本書才行啊。

然而，“歷史沒有真相”

前文說吳芳思女士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因她于1970年代在北京大學(xué)留學(xué)，對中國有著很深的感情。北大的榮新江先生提到她任職大英圖書館時曾給許多中國人提供了無償?shù)膸椭�。中山大學(xué)的林悟殊教授也說她簡直就是“活雷鋒”。

吳女士撰寫此書，并非是要抹黑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友好使者，而是理性、客觀的學(xué)術(shù)探討。楊志玖先生與她的PK也是“君子和而不同”的論道之爭。

2008年南開大學(xué)召開“馬可波羅研究與13世紀中國”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時，楊先生還邀請吳芳思與會，雙方的討論純粹是學(xué)術(shù)層面的，沒有任何義氣之爭。

吳、楊二位所爭者，是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這樣一個具體而微的問題。對于厘清史實而言，自有其學(xué)術(shù)價值。

如果把視角放寬，看一看13世紀東西交流的宏大圖景，除了《馬可波羅行紀》，今天還留存了大量蒙元王朝與外部世界交流的記錄。比如早于馬可波羅20多年來到東方的魯布魯克就發(fā)現(xiàn)，在蒙古帝國的首都哈拉和林有一大批來自法國、英國、希臘、匈牙利等國的男男女女。

上文談《馬可波羅行紀》的版本問題時也說過，書中的一些內(nèi)容可能來自蒙元時代游歷中國，但未在歷史上留名的“牛可波羅”、“羊可波羅”、“喵可波羅”們的記錄。

所以，少了一個馬可波羅，絲毫無損于這幅圖景的完整，而那個男人是不是叫馬可波羅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目前正在網(wǎng)絡(luò)熱播的馬未都先生的脫口秀《都嘟》的一句廣告詞：“歷史沒有真相，只殘存一個道理”。

《都嘟》第103、104兩期，馬爺就在解說這句廣告詞的背后的道理。

此話頗有見地，歷史的真相的確難以100%地還原。有時故事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故事，以及故事想要傳達的道理。馬可波羅的故事也是如此。

今天關(guān)于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的爭論還在持續(xù)。但我們從他的故事中可以知道，只有在一種開放、寬容的心態(tài)下，才有可能出現(xiàn)一個多種文化交相輝映的元代中國，揚州、杭州、泉州等才會因繁榮的中外交通和貿(mào)易成為遠超當(dāng)日巴黎的國際大都市。

馬可波羅的故事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則是，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一大批前來中國的旅行者用他們的眼睛、嘴巴和筆描繪了一幅13世紀從宮廷到草野的中國畫卷，其中有些筆觸會改變，甚至顛覆我們以往對歷史的認知（比如飲茶和纏足）。

這種由“他者的眼光”所呈現(xiàn)出來的一些片段，也許才是中國歷史上某個層面的真實。而葛兆光先生提出的“從周邊發(fā)現(xiàn)中國”，也正是以“他者的眼光”作為認識歷史與當(dāng)下中國的一個重要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