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職業(yè)教育得到全社會高度關注的一年，首屆職業(yè)教育活動周舉辦，我國參加世界技能大賽取得優(yōu)異成績，本科院校向應用型轉型……職業(yè)教育發(fā)展在國家推動下駛入快車道。

　　但是，現(xiàn)實仍令人憂慮，職業(yè)教育遜于普通教育的社會觀念還沒有徹底扭轉。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確保普高招生，控制、減少中職招生規(guī)模；同時，很多家長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讀普高，今后升普通高校。

　　解決這些問題，讓職業(yè)教育得到健康發(fā)展，就必須進行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f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擴大有效供給。從本質上說，供給側改革，就是抓住根源性問題進行改革。

　　制約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根源性問題有三:

　　其一，在我國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把教育和學校分為“三六九等”的問題，職業(yè)教育比普通教育低一等。本來，職業(yè)教育是教育的一種類型，但在我國，卻被看作一個比普通教育低的層次。這讓受教育者產生一種偏見：職業(yè)教育是差生才接受的教育，在中考時如此，在高考時亦然。雖然近年來國家試圖扭轉這種局面，但舊有觀念的改變尚需要一段時間。

　　其二，我國的人才評價和使用還盛行“唯學歷論”。有技能沒學歷的技術工人，評職稱受約束，待遇也隨之受到影響。2010年，我國頒布《國家中長期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明確提出要完善人才評價標準，克服唯學歷傾向，注重靠實踐和貢獻評價人才；改進人才評價方式，拓寬人才評價渠道。可是，學歷作為硬條件、敲門磚的現(xiàn)狀仍然沒有太大改觀。

　　其三，職業(yè)教育學校目前還缺乏辦學自主權。辦學自主權直接關系到辦學質量和學生培養(yǎng)水平。“低薪資、低能力、低教育水平”，這似乎成為我國職業(yè)教育的惡性循環(huán)。對于我國的職校畢業(yè)生，有不少用人單位抱怨沒有過硬技術———這也影響技工的工資待遇和企業(yè)的產品生產。有輿論拿德國技工的工資待遇和我國技工的收入來比較，對此企業(yè)明確回應：如果我國技工也有德國技工的技術水平，企業(yè)也愿意出高薪。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huán)，在筆者看來，應該從職業(yè)院校中尋求突破。其突破的方法是：把辦學自主權交給學校，同時督促學校建立現(xiàn)代學校制度。根據社會需求、辦學條件，確立學校的辦學定位，探索有特色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

　　解決以上問題需從制度上進行突破。主要包括：一是清理一系列歧視職業(yè)教育的教育管理制度，給各類教育平等的辦學機會。2014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已決定取消高考的錄取批次，這是消除歧視的重要改革。二是以能力為導向，改革我國的人才管理和評價制度。要給用人單位更大的用人自主權，扭轉人才評價使用中行政化、官本位問題———這種行政化問題，直接導致人才評價只遵循各項行政指標，只注重人才的“身份”與“資歷”，不尊重人才成長的規(guī)律。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提到，要提高技術工人待遇，這是抓住主要矛盾的正確選擇。解決這一問題，關鍵還在于如何落實和推進。

　　供給側改革并不是什么時髦的概念和口號，而是改革深入推進的必然選擇。供給側改革，需要有突破既得利益、調整利益結構、啃硬骨頭的勇氣。2015年，世界技能大賽金獎獲得者楊金龍被所在單位破格評職稱，這是制度的一種突破。我們期待，崇尚技能的社會風尚早日形成。（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