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
10月30日 多云。日前從網上覓得新加坡鄭子瑜著 《紅豆簃賸稿》，知堂鄭子瑜交往史上的一個疑團終于找到了答案。
兩年前，北京匡時拍賣公司拍賣知堂致鄭子瑜的八十余通信札，筆者應邀出席拍賣前的研討會，并作了題為《〈知堂雜詩抄> 出版始末》的發言，發言稿已收入拙著《雙子星座：管窺魯迅與周作人》(2015年5月中華書局初版)。然而，由于知堂致鄭子瑜信札數量較多，涉及面又廣，信中不少內容還有待進一步查考。
知堂致鄭子瑜信札始于1957年8月26日，止于1966年5月11日。他1964年6月20日致鄭子瑜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得手書即寄一信，想已收到。囑題書簽輒涂鴉附呈，祈察閱。
這封信的信封保存完好，付郵郵戳時間為“北京1964.6.20.18”，而收信人地址為“日本東京都新宿區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 鄭子瑜先生”。當時，鄭子瑜正在日本早稻田訪學，所以知堂寫給他的信不是寄往新加坡而是寄往日本。那么，信中所說的“囑題書簽”是什么題簽呢？ 為鄭子瑜的書所題，還是為他人的書所題？鄭子瑜既已收到，后來是否使用這條題簽？ 這些問題筆者一無所知，一直試圖破解。
而今，《紅豆簃賸稿》的出現，解開了這個謎。此書1964年12月由日本東京都“安閑窟出版”，雖說無定價，為非賣品，畢竟已經印行。此書是知堂此函寄給鄭子瑜之后半年出版的，從時間看，知堂寄題簽在先，鄭子瑜出書在后，正好先后銜接。更關鍵的是，此書封面赫然印著如下毛筆題簽：
紅豆簃賸稿
知堂題 年八十
同時鈐“壽則多辱”陽文印一方。由此完全可以斷定，知堂1964年6月20日寄給鄭子瑜的“書簽”，正是為鄭子瑜《紅豆簃賸稿》而題寫。以前筆者只知道知堂為《鄭子瑜選集》寫過序和題寫過書名，沒想到還為鄭子瑜的《紅豆簃賸稿》題寫了書名，這是一個雖小卻有意思的新發現。
《紅豆簃賸稿》僅24頁，薄薄一小冊，內容卻較豐富，除了星洲名士李俊承序，共收入《璿香閣吟草序》《識悲鴻大師昆侖伐椰圖》《蕾士閑墨序》《南洋風物畫集序》《跋康有為先生黃公度詩集序手稿》《紅豆吟集序》《紅豆簃詩紀》七篇長短文字，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和繪畫頗多新見，稱之為一部別開生面的序跋書話集也未嘗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最后兩篇《紅豆吟集序》《紅豆簃詩紀》。前者系鄭子瑜為王鳳池編，收入章士釗、沈尹默、顧頡剛、葉恭綽等名家詩作的《紅豆吟集》 所作之序，后者則是鄭子瑜1940—1960年代初與中日詩壇前輩同儕詩酒唱和的實錄。在新文學家中，鄭子瑜與知堂和郁達夫有交往，也最服膺他倆，《紅豆簃詩紀》 中記錄了他和達夫名詩《釣臺題壁》的七律：“不為煙花擾瘦身，胭脂味美意非真。窮途未死為窮鬼，怪癖天生作怪人。忍聽秋聲長作孽，應教紅葉一揚塵。有朝義士紛紛出，直指咸陽殺暴秦!”也記錄了知堂“拜讀”他所著《魯迅詩話》的軼事。不僅如此，《詩紀》 還記錄了鄭子瑜游學日本時與武者小路實篤、鈴木由次郎、高田真治、鈴木虎雄、實藤惠秀等作家和漢學家的交往，且錄吉川幸次郎意味深長的和鄭子瑜七絕二首：
史筆堂堂犀可燃，扶桑國志業空前。莫教名只文章著，豈獨新詩壓眾賢。
春明舊事盡推遷，學到街西柳色妍。八道灣連臭皮巷，遺黎我欲問周錢。